香港多年在国际金融中心排名中位居前三，对此，普通法制度对于便利香港与世界其他地区的经贸交往而言至关重要，前三位的国际金融中心纽伦港都属于普通法地区，法律传统的共通性极大减少了交易成本，保障了交易便利化。

依此逻辑，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过程中所进行的机构与职能整合，以及由此而生的监察机关与监察权，同样是在人民代表大会统一行使国家权力的前提下进行和展开的。如此一来，自然要求加强国家监察委员会对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的领导，上级监察委员会对下级监察委员会的领导。

甚至可以说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基于现实需要创设出了监察权，并根据分工负责、功能适当等原则将该权力配置给了监察机关。三是监察程序与行政执法程序的衔接同样应是法法衔接的重要方面，其中涉及的监察机关与行政机关对违法事项的管辖区分，监察程序与行政处罚程序的衔接与流转，以及行政机关与监察机关的配合制约关系等问题，既有的理论和实践皆缺乏充分探讨。《监察法》的配套立法问题需要慎重研究，至少有以下问题应予以解决：一是配套立法的表现形式。在此次宪法修正和《监察法》制定之后，较为权威的解释认为，此处所言执法部门是指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审计机关以及质检部门、安全监管部门等行政执法部门。夏：除了监察领导体制、工作决策机制等方面的制约性措施外，是否还有其他的制度设计来防止监察权的滥用和不当行使? 秦：除此之外，我认为还有职业伦理和法律责任机制。

从领导体制来看，行政机关一般奉行单一的首长负责制。另一方面，这还隐含着法律法规不得授权省级监察机关制定监察规章。来源：《人民日报》2022年11月18日。

推进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推动执法重心向市县两级政府下移，充实基层执法力量，健全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健全行政裁决制度，充分发挥行政机关在解决特定民事争议方面效率高、成本低、专业性强、程序简便等优势，促进矛盾纠纷快速解决。修改行政诉讼法、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为及时纠正查处违法行政行为、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保证行政权力在法治轨道上运行提供更加完备的法律依据，使行政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更加完善。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年）》，为法治政府建设提供施工图。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聚焦解决法治政府建设的重点、难点和堵点问题，锐意进取，奋力推进一系列依法行政的变革性实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局出发，系统谋划法治政府建设，全面加强顶层设计和前瞻部署。

健全以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和互联网+监管为基本手段、以重点监管为补充、以信用监管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完善与创新创造相适应的包容审慎监管方式。党的二十大报告将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深入推进列为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推行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监督行政机关依法履行法定职责。进入专题： 法治政府 。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构建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进行周密安排。在《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2020—2025年）》中，都包含法治政府建设方面的具体要求。两次修改行政处罚法，将推进执法重心向市县两级政府下移的相关改革成果及时体现到立法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制度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及时把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改革举措上升为法律制度规范，为法治政府建设提供长期性的制度保障。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全面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采取一系列重要举措，推动依法行政水平不断提升，法治政府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有力推动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有力保障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进行重点安排。

完善行政诉讼体制机制，推进跨行政区划法院建设，着力解决诉讼主客场问题。新时代，法治政府建设取得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和标志性成果，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人民群众对法治政府建设的满意度和获得感不断增强。

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此外，由于监察机关与执政党纪律检查机关合署办公，故而纪律检查机关的领导体制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监察机关的领导体制，纪律检查机关领导体制的改变同样会作用于监察机关的领导体制。在对人大代表涉嫌职务犯罪采取监察留置措施时，必须恪守宪法、组织法规定的对人大代表的特殊保护法律程序。其二，监察机关由权力机关产生，即监察委员会主任由本级人大选举，副主任和委员则由本级人大常委会任免，对此《宪法》和《监察法》皆有着较为详细的规定。应明确监察委员会属于国家机关，监察权属于国家权力，因此配套立法应以国家法律的形式进行，而不宜在党内法规中作出规定。决策权和执行权分离符合现代行政的基本规律，是为了防止监察机关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而复议机构的设置为当事人自我救济提供了可能，也是监察机关自我纠错自我完善的需要。

理由如下：内容上的规范性与对象上的普遍性，并不直接等同于效力上的普遍性，尽管监察机关可以自由制定涉及不特定公众权利义务的规范，而且后者具有相对外部效力，但若此种规范缺乏法律明确授权，则应否定其法律效力（普遍拘束力）。另一方面，这还隐含着法律法规不得授权省级监察机关制定监察规章。

职业伦理，即监察伦理，是指从事某一种行业的人员在长期的实践和环境中，通过市场调节和行业的自律，通过社会舆论、习俗、习惯和内心的信念形成的具有稳定性的一系列行为规范和道德要求。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监察工作，除了依法履行自身的监督、调查、处置职责外，还应对本行政区域内下级监察委员会的工作实行监督和业务领导。

（三）违法窃取、泄露调查工作信息，或者泄露举报事项、举报受理情况或者举报人信息的。因为《立法法》规定了特别法优于一般法、新法优于旧法和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等技术性规则，是故如何处理配套立法与《监察法》的关系，直接关涉到法律的适用和实施。

从目前学术的研究成果看，理论界对监察机关的外部监督和总体监督有一些探讨，但是对监察机关如何依法开展自身监督却着墨不多。《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第10条规定：国家监察委员会领导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的工作，上级监察委员会领导下级监察委员会的工作。此种制度安排未必符合自己不能当自己法官的公平正义原则，也易使监察机关的自我监督变成自我庇护。再如监察委员会不如其他国家机关那般设置党组，这是因为在合署办公的体制下，监察委员会本质上就是党的工作机构。

同时，监察改革必须尊重人民代表大会的宪制地位，并对监察人大代表采取特别慎重的态度。……国家监察委员会在全国监察体系中处于最高地位，主管全国的监察工作，率领并引导所属内设机构及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的工作，一切监察机关都必须服从它的领导。

被采访者：秦前红，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珞珈特聘教授（以下简称秦） 采访者：夏纪森，常州大学史良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以下简称夏） 夏：秦老师，您好。清华大学张建伟教授提出监察权是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之外的第四权力，该权力就是监察权。

学理上关于人大代表的身份界定尽管有资格说、职务说、代表说等不同学说，但依照我国宪法和法律的有关规定，将人大代表视为特定类型的公职人员应该不存异议。实践中对此已有颇多行之有效的经验，但通常是对执纪与执法的联系关注有余，而对二者的区分则缺乏足够的重视。

在监察立法工作层面，法律优越原则之适用的一个前置问题是: 监察机关有权制定法吗？它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处于何种关系？我们看到，2018年3月以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以国监发名义连续制定并印发了多种规范性文件，然而，目前我国《宪法》和《立法法》并没有关于监察法规的明确规定，故而学界对此争议颇大。请问关于监察权的性质，您是如何理解的？ 秦：关于监察权的性质，学界有一定的理论分歧。在明确监察机关领导体制后，完善其内部工作机制则顺理成章，监察机关内部工作机制可以借鉴行政法对行政机关权限的划分，监察工作划分为决策、执行和复议三个部分，彼此之间相互制约。应根据实践中真实存在的立法需求，并在综合考虑立法必要性与可行性的基础上，研究制定相应的配套立法，除上述《政务处分法》和《监察官法》之外，还可对监察管辖、监察程序等事项进行配套立法。

根据《宪法》第127条第2款确定的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监察机关与司法机关之间的关系有以下三层涵义：一是监察机关与司法机关互相配合，如根据《监察法》第47条第1款的规定，对于监察机关移送的案件，检察机关应当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被调查人采取强制措施。由此，我们必须要追问，谁来监督监察机关。

必须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熟悉监察业务，具有运用法律、法规、政策和调查取证等能力，自觉接受监督。二是配套立法的主要内容。

二则无法与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协同高效运行，因为合署办公后的纪检监察机关履行纪检、监察两项职责，既执纪、又执法，但执纪与执法既有联系亦不乏区分，为此需要在实践中实现纪法贯通。这个框架也成为我们理解宪法工程尤其是宪法设计的重要基础。